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地权配置的视角

“乡土中国”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事实。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优化地权配置，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从地权配置角度切入，剖析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生关系，探究了当前农地流转的成绩、不足以及困境，以图耦合地、人、业、钱等要素的关系。为推进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应当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农地流转市场并充分监管农地用途，合理界定相关权利主体及其行为边界，激活土地的多层次权能，促进现代农业与小农户有机衔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殷实农民获得感。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算法安全与治理

随着算法的不断演化及其在计算、通信、仿真、数据分析、信息管理、信号处理及指挥控制等领域的不断优化,有关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算法安全源自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度嵌入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算法安全具有逻辑操纵的政治性、行为影响的颠覆性、场域渗透的隐蔽性等显著特点,并且会深度影响国家安全的各个维度。具体而言,算法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表现在深刻改变国家间权力结构对比、导致隐性算法依赖和逆向算法攻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算法安全风险逐渐显现,加强算法安全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结合算法安全的特点和世界各国有关算法安全的应对举措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提高算法风险意识、培养算法专业人才、完善算法监督体系等方式来进行有关算法安全的秩序重构,以强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视域下建党百年来党对劳动问题的探索历程与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劳动问题的探索历程与实践经验是建党百年革命史的重要篇章,也是植根于中国国情推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时代发展的实践丰碑。自建党以来,植根于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始终坚持党在劳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不断完善和健全劳动问题的治理机制,在实践中探索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劳动问题治理的发展道路。     

文以载吾道:唐文标的“寻根”与伦理重建

本文通过梳理唐文标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思想路径,试图揭开唐文标在两岸文学、文化史上被遮蔽的先锋作用。从1960年代的“寻根”“回归现实”,到1970年代的“文以载道”“重建桃花源”,再到1980年代的“集体救赎”“伦理重建”,唐文标始终是台湾文学与现代文化敏锐的研究者和坚定的实践者。通过重新认识唐文标,我们得以重估保钓的精神遗产,重新认识台湾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中走过的歧路和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唐文标晚年从台湾民变史和中国戏剧史中看到建立适应时代的伦理秩序和文化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际是尝试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提出人的困境的解方。他一生的创作,正是实践自己“道”的写照。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教代会改革创新 ：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理论内涵到实践路径不断得以明确,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民主治理是新时期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教代会工作的改革创新也就成为了这一目标下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在论证教代会改革创新的理论逻辑必然性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审视高校教代会的工作现状和改革创新面临的困境,探讨了加强党对教代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教代会改革创新的运行和保障机制,以及夯实教代会民主治校工作中源头参与的实效举措这三方面的治理实践指向。     

党的领导制度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有利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协调国家治理关系,是适应历史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及顺应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从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模式三个维度入手,突出党的核心地位,优化党政职能结构,健全运行体制机制,是加快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行的现实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